查了半天好像得出了结论,南福建省的王雄太不要脸了,他肯定走了王二的门路,与糖厂和附近的甘蔗种植户达成了私下协议,搞得糖厂生产不利、种植户宁愿把甘蔗卖到泉州,也不就近卖给糖厂。
怎么办?这事儿还真难不住章惇,糖厂虽然不是官府的,不能随便撤换主官,但官府能控制税收。我给甘蔗种植户减税,然后给糖厂加税。糖产量少用税收补,甘蔗外流用产量补,种多了糖厂肯定不缺原料。
这招管用吗?半年后章惇才发现,真不管用。糖厂还在继续减产,甘蔗倒是外流的少了,可产量也少了。很多合作社一看甘蔗无利可图干脆不种,改种别的东西。
更有硬气的,十几户十几户的居家迁徙走了,据说在南福建省的清溪、永春、龙岩、漳州种植甘蔗比较划算,而且泉州、漳州也有糖厂建成,当地的甘蔗收购价比福州高的多。
结果不到两年,福州的甘蔗和制糖产业萎缩了七成还多,连带着造纸厂也纷纷倒闭关张。没有榨糖的废料支撑,造纸厂也没米下锅,改用别的材料成本就会上升,售价一高就失去了竞争力,谁还会大老远跑到福建买纸,除非官府给出运费。
眼见往年穿梭于港外的商船日渐稀疏,章惇心里也急,请教了当地很多大儒,依旧没搞懂自己是错在哪儿了。去请教隔壁的王高官吧,他肯定知道,但必须不能去,丢不起这个人。想来想去,哎,好像问问摄政王不算丢人,这些玩意都是他的学生建立的,不可能不清楚原委。
“米贱伤农!子厚莫急,不日有本王学生登门拜访,一切问他皆有解决之道。”
此时洪涛正在幽州给蒋二郎奔命呢,接到这封信之后,想都没想就提笔写了四个字。然后立刻休书一封给远在荆湖北路的王九,让他把手里的食品厂和米粉连锁店先放放,带人去北福建省给章惇当个参谋。
帮章惇一把,不是为了要他偿还人情,而是怕寒了当地百姓的心。不管南福建省还是北福建省,都是在新政领导下的特区,要是按照章惇这么搞,不出五年,王二废了十年之功开创的大好局面就全得被荒废,不光起不到正面作用,还会引起当地百姓的敌视。
他们还分不太清谁是旧派官员,谁是促进社成员,更没习惯什么民选官员与委派官员的差异。大家只知道这是官员,是来收税的,税收走了日子过不好,那就是官员的问题,进而让朝廷也连带着挨骂。
另外吧,章惇也确实不是瞎搞,更不是给新政捣乱,只是他那一套办法只适用于过去,放在新政里就不太合适了。光有一颗造福天下的心不够,得有相应的办法才成。
可是以章惇的地位、学识,想让他去培训班里上课,管黄口小儿叫老师,确实不太靠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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